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James Li就知道他想要的不只是中国教育体系提供的那些死记硬背的课程。

他说：“我觉得如果我接受了更全面的教育，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企业家，或不那么害怕接受一个不太传统的工作，”James Li后来在一所中国大学读书，现在在杭州做一名技术支持专员。

等级制的公共教育体系给许多中国学生带来过类似的挫败感，这种教育体系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从6岁到18岁，学生们死记硬背，周末还要参加填鸭式的补习班，旨在通过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即高考。专家们表示，这种僵化的模式不适合造就中国经济多元化所需的创造性思维者。

“高考体制所做的就是（奖励）擅长考试的学生，”落户四川的教育研究者和作家江学勤表示。“但教育服务于经济目的——而眼下，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史蒂夫?乔布斯。”

在本世纪初，为了复制西方毕业生创业的成功故事，中国开始拷贝西方的教育模式。政策制定者们从商界获得灵感：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同外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然后对接触到的技术进行“逆向工程”。

如今，中国高速铁路纵横交错，遍布全国，这是通过消化吸收外国合资伙伴的专长而掌握的众多技术之一。作为交换，中国承诺让外国公司进入其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

政策制定者决定在教育领域采取同样的做法，与西方合作伙伴合办大学。

2003年，中国发布了首批创立中外合办大学的监管法规。中外合办大学被视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中方拥有51%的股份，外国大学拥有49%的股份。

对西方大学来说，合办大学提供了进入一个未开发的高等教育市场的诱惑，该市场每年向社会输送大约800万毕业生。对中国来说，它们是有望带来高回报的高风险赌博。通过将人文学科教学大纲的要素引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国力求吸引国际师资和学生。

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在2012年合作创办的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的校长俞立中表示：“就中国培养擅长创新的学生而言，这是一笔真正高明的投资。”

除了上海纽约大学以外，中国教育部还批准了另外9所中外合办大学。最早一批包括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与西安交通大学(Xi’an Jiaotong University)合办的学校，以及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与中国民营教育机构——万里教育集团(Wanli Education Group)的合作。上海纽约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于今年5月毕业。

在江苏省，美国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合办的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正准备招收首批本科学生——该校在7年前就开始建设校园。

这种模式并非没有问题。近几年，教育改革与日益不开明的政治气候发生冲突。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都在订立合办大学的协议时纳入了学术独立的法律条款，包括招聘高级职位的自由，以及设计自己的教学大纲、邀请演讲者和发表文章的自由。

然而，人们在最近几个月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可能逆转政策。上海纽约大学的互联网技术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表示：“我很想告诉你，我们是某种先锋，但谁知道呢？这是一场正在顺利进行的全球主义实验，但我不清楚北京方面未来是否想要全球主义。那一切让我们觉得有点像是温室里的花朵。”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有关方面延伸了对公民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政府要求大学停止使用含有“西方价值观”的进口教科书。习近平呼吁中国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武汉大学等学府受到政府的意识形态检查，结果被发现违反了“政治纪律”。

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们表示，政府的关注迄今还没有影响到这所合办大学。学生会（其中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外国人）表示，他们感觉和在美国一样，可以自由地辩论敏感话题，包括“3T”（即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但那些自由并不延伸至合办大学的围墙外。

上海纽约大学的环球中国研究教授沈雷娜(Lena Scheen)表示：“只要我们离开校园，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政治空间。迄今外面的氛围还没有影响到这幢楼。但在中国，一切都可能改变。”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合办大学拥有灵活性和自由，而其他场所正在收紧。真正的政策是什么？我们正在试图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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