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渐淡忘的东北经济问题正在重新受到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吉林报告》值得肯定。由于事关东北地区的重大抉择，一时间舆论场热闹非凡，甚至呈现出情绪化和娱乐化的倾向。为了让讨论贴近现实，笔者试图将作为产业政策的企业合理化政策引入讨论。

一

在现阶段，相关争论主要围绕东北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两个问题展开。关于第一个问题，作为新古典经济学阵营的修正主义者，林毅夫团队认为产业政策必不可少；信奉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结论的讨论参与者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环境，过度的产业政策于事无补。关于第二个问题，林毅夫团队主张筛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给予支持；从学理方面与林毅夫团队进行商榷的理论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着墨不多，对《吉林报告》持批评态度的投行经济学家和实务家则认为轻工、电子行业不宜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目标。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罗德里克的成本结构说、斯蒂格利茨的学习社会论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等支持产业政策的新兴经济理论具有创意，但是这些理论尚不成熟，不足以说服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者。因此，上述争论在短期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东北经济严峻形势、时不我待。为了拨乱反正，本文将企业合理化政策引入讨论。我们将会发现，在分析的焦点转向企业合理化政策之后，以上争论的相当部分将失去意义，振兴东北经济的一个政策选择开始呈现，《吉林报告》的贡献和局限也会表现出来。

二

政策类型是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各方人士对于这一问题本来应该了然于胸。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按照流行的观点，产业政策可以分为结构政策、组织政策、出口政策、技术政策等等。但是，仔细推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策存在明显的重叠：比如，结构政策、出口政策和技术政策往往指向同一行业。也就是说，上述分类的逻辑基础并不坚实。实际上，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亚产业政策的起点和模版——一般被区分为产业结构政策和企业合理化政策。关于这一问题，约翰逊的名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以及权威的《通商产业政策史》都有明确表述。产业结构政策即政府支持特定产业发展的政策，企业合理化政策指政府协助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的政策方向并不完全重合：企业合理化政策既可以是协助战略性产业之中的企业提高效率的政策，也可以是推动没有明显战略性的产业之中的企业改进管理实践的政策。在日本的政策实践之中，企业合理化政策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我们知道日本汽车产业是在政府的市场保护政策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很少有人了解配件企业是日本汽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配件企业的组织和技术能力构筑受到了企业合理化政策的积极支持。

莱宾斯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著名论文之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起因于企业内部管理问题的效率损失远高于起因于资源配置问题的效率损失。由此可见，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合理化政策正是以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为目的的产业政策。

关于企业合理化政策的研究大多是日文文献，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学者没有注意到这种产业政策。但是，引入企业合理化政策的视角，不但有益于化解争议、找出振兴东北经济的一个现实选择，而且有助于理解《吉林报告》的意义与局限。

企业合理化政策在充分尊重企业自主性的前提之下展开，政府只在企业遇到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的组织和技术问题的情况下实施介入。同时，这种介入主要以提供管理咨询、引入国外先进经验的方式展开，不伴随大量的资金投入，不破坏市场机制。因此，引入企业合理化政策的视角之后，围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的争论将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化解：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争论双方都不会反对的企业合理化政策，至于现阶段难以在理论上充分论证的产业结构政策则可以试验性地推进。

引入企业合理化政策的视角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吉林报告》被忽视的一个贡献，即提出了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合办产业园区、推动企业技术改造等接近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政策建议。在国内学术界不了解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情况下，《吉林报告》的这一贡献值得肯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吉林报告》关于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分析是比较表面的。直白地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发展哪些产业当然重要，但是如何发展这些产业恐怕更为重要。对于吉林省政府来说，是否积极发展纺织、电子产业确实是重要的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显然是如何推动纺织、电子企业以及已经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汽车和石化等重工业企业提高组织和技术能力。作为政策咨询报告，《吉林报告》应该在如何提高这些企业的竞争力方面着墨更多。在笔者看来，没有依据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思路、从管理学的视角对于上述问题给出更为具体的建议，当属《吉林报告》最为令人遗憾之处。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官僚的夏天》被译为中文。这部小说的主角以通产省官员佐桥滋为原型，因此，佐桥滋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中文读者注意到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通产省官员林信太郎。实际上，佐桥滋和林信太郎分别是产业结构政策和企业合理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旁观围绕《吉林报告》的争论的时候，朋友寄来了林信太郎在1961年出版的《日本机械出口论：扩大发展的结构基础》。该书理论清晰、规模宏大、资料翔实、政策分析直指机械产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很明显，这样的著作只能在长期、深入地进行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完成。

对于当下的东北经济来说，产业政策的设计应该以踏实的调研为基础。当然，很多研究者进行了调研。但是，这样的调研往往既不深入生产现场也不涉及生产过程的具体问题。于是乎，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落差：研究者们在舆论场你来我往、但是他们的身影很少出现在生产线旁边。这种落差导致研究者们不了解企业的生产过程，而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和归结。本文的标题之所以被设定为“热闹的舆论场、寂寞的生产线”，目的就在于提醒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们注意这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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