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我们和一批年轻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于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贫困问题，并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一起进入田野研究。2011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亚洲研究年会中，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专题论文组。

但是，我们自己一直很难满足于学术范式内规定的讨论路径，因为即便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很难反映出这个群体真实的故事和复杂的人性。定量的数据已经把他们抽象成了数据点和符号，然而他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是如此的真实而不同。社会理论家布迪厄曾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做了类似的批判：他认为单纯用“成本”和“收益”进行衡量的经济思维，在分析如移民、社会分层和贫困等问题时，已经取了一种简约化、刻版化呈现的倾向，而此类思维甚至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移民不仅仅应被归于财政调节手段的结果，或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投入的政策倾斜，而是涉及一些真实的生命故事。

尽管在现代化的今日，社会秩序已经缓解了很多人类曾经面对的苦难和不平等，但是同时却也加深了一些新的不平等和苦难。这促使我们试图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时代一些被忽略了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值得记录下来。

2007年，我在上海太阳花社区作志愿者，进入一个外地民工聚集社区进行参与式观察。从Google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是嵌入在城市普通居民小区中间的一块棚户区，密密麻麻地搭建了很多层出租房，和周围整体规划的建筑物对比非常鲜明。当我进入的时候，这一片蜂巢一样的“飞地”已经被几轮拆迁“蚕食”得只留下很小的面积了。社区中住了大约一千多户人家，孩子们放学后，除了在窄巷子里窜来窜去、去游戏机房之外，没有太多场地可以玩耍。志愿者们就租下两间二十平米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改造成图书室和课后辅导中心。

我在这里教英语课的时候和一个叫小杰的十岁男孩渐渐熟悉了起来。他的父亲开了一间珍珠奶茶店，门面只有不到十平米，也卖早点，每天卖出两百个煎饼，月收入两千多元。小杰的父亲说起话来很温和，让我很难把他和小杰手臂上用皮条抽出来的伤疤联系在一起。他和我抱怨说，今年月租翻倍，像这样小的铺面已经要450元一个月了。他们一家在店铺后面一条街还租了一个房间住，房租每月300元。我试着转换话题说，“小杰一直参加太阳花的课后辅导，他有时是不太容易专注。你觉得这个孩子很难管吗？”他告诉我，“哎，太难管了，一会儿就找不到人，老去打游戏机，我就很气。”

好几次家访之后，我们渐渐了解更多这位父亲的经历。他20岁刚出头就从苏北来上海打工，做过建筑小工、工厂流水线等等。他说年轻时常和朋友出去喝酒玩，很长时间都没攒什么钱，就一直找不上女朋友。等他37岁时才遇到现在的妻子小唐，比他小十几岁，因为家里也穷，就没嫌弃他。所以他自己到了38岁才有了儿子小杰，又宝贝他又希望他可以有出息。最后夫妻俩攒了些钱，才开始做点小生意。

当我们几个志愿者渐渐在社区成了人们熟悉的面孔后，小杰就成了我在这片的导游，带我到各个角落参观。孩子并不在意这里的破旧，反而很喜欢下雨淹水后留下的泥水坑，只是长时间的停电比较不方便。曾经有一次暴雨后，雨水倒灌进这块洼地，积水过膝，我们志愿者们只能蹚水进入活动中心，整理被雨水泡过的图书。社区内唯一的公共厕所（每次收费两毛）漂出各种内容来。因为停电，出租屋都黑着灯。我在蹚水经过的时候，隐约看到一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泡在水里。

课后辅导项目时间长了以后，几位志愿者提议可以对一些长期来的孩子的家庭进行家访，因为毕竟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教育影响最大。从我们做的一个小规模问卷调研来看，这里十分之一的父母只受过小学教育，一半的父母有初中文化水平。在经济压力下，很少有父母在能力上和时间上可以辅导自己孩子的功课。一些孩子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离开家，走路上学，回家以后自己煮点饭吃，只有晚上见到父母。

我一直想和小杰的父亲谈一谈，因为知道小杰经常因打游戏机挨爸爸的暴打。尽管作为被纳入附近公立学校的第一批民工子女，他的成绩的确很不好，被老师安排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常常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老师留下来。当妈妈去接的时候，和小杰站在一起被老师训斥。有一次，小杰的妈妈问我是否可以和她一起去学校接小杰放学。她是一个很羞涩的年轻女子，对我解释说，她希望我替她向老师求求情，因为这孩子最近的成绩拉低了班级的分数，学校要开除他。如果那样，他们可能就又要把孩子送回农村上学，也许生意也做不了。我说我可以陪她去，但我不觉得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她解释说，自己不太会说话，也许我可以替她讲讲。

到了小杰的学校教室，我和小杰妈妈从窗户看到他在最后一排玩，还有两个孩子在赶作业。数学老师看到小杰妈妈后眉头紧皱，生气地甩给他一份试卷，然后说，“你的孩子根本不做题，还在考试的时候吵闹影响别人！”小杰的妈妈脸涨得通红，低头看着手里的卷子。

班主任卢老师说要见小杰的妈妈，我们就来到老师们的办公室。小杰妈妈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拉着小杰站在卢老师桌子面前。我站在他们身后，稍微解释了一下自己是帮助这个家庭的社区志愿者。班主任看了我一眼，继续对小杰妈妈不耐烦地说，“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留在我们班级，他根本不作家庭作业，成绩跟不上。”小杰妈妈用几乎要哭的声音，求卢老师不要开除小杰。卢老师又说，“你不用说了，没用的。他根本不可能学好。你看看他！连脸和衣服都不洗！你是什么家长啊？你以为带一个大学生来，就能帮你说话？没用的。”我对卢老师说，请她再给小杰两个月时间，我们志愿者可以多给他补补课。小杰妈妈说了好几句“老师对不起”，就被打发离开了。

在此之后，我们三个志愿者开始轮流每天给小杰补习数学和英语。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好像改变一些了，也不太去游戏机室了。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杰把他胳膊上的伤疤给我看，我就知道他又去游戏机房，被爸爸打了。学校老师再次要求他转学，不能参加期末考试。

我问小杰的爸爸，他们打算怎么办，他说只能把孩子转到五公里之外的一个民工子弟学校。他想让孩子留一级，希望他可以跟上。但我对他说，可是小杰已经留过一级了。当小杰上一年级的时候，社区里还有一个小民工子弟学校。学校因质量问题被强拆之后，孩子们流失很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庭办齐各种证件的）被附近一所公立学校接受，而且都留级一年。现在，如果小杰再留一级，他可能比同班级的孩子们大两岁多了。

小杰的爸爸说了一句让我略为惊讶的话：“至少他在那里会快乐一些。老师们不会用别的眼光看他。”小杰后来转学了。他的确快乐很多。

社区图书室里还有一个叫小强的七岁男孩经常在放学时间之前就来。我们很奇怪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上学，就做了一番调查。小强的爸爸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染上赌博的瘾，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输光了。小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做点零工，勉强维持生活。当小强五岁时，他爸爸又在赌博中输了钱，妈妈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此后小强的爸爸陷入抑郁，除了亲戚接济一些，只能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弄些钱。但他常常不在家，有时回来就醉醺醺的。小强脖子上挂着一把家门的钥匙，在社区里面乱窜着玩。一些邻居可怜这个孩子，时不时送点吃的给他。

小杰和小强玩得特别好，有一次带我去参观小强的家。一间十平米的出租屋内，只有一张床、电视机、吊灯和一个电饭煲。我问小强平时吃什么，他说，“我会自己做米饭吃！”他说最近爸爸要出去找工作，他就自己在家吃米饭。我心里有些难过，对他说，正好快到吃饭时间了，老师今天带你们吃些好吃的吧。附近有一家老鸭粉丝汤餐馆，我给他们一人点了个狮子头，看他们一边互相看一边笑一边吃。

小强的父亲终于在附近医院找了一份晚上看门的工作。他每天傍晚骑自行车去上班，早上回家，一整天就倒头在家里睡觉。小强还是没有学校可以上，白天当其他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孤单，常常去社区里的游戏机房玩。但他对我们说，爸爸已经答应，今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会给他找一个学校，他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了。熟悉这个家庭的志愿者们都很高兴，他们父子两人的境遇终于要改善了。

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意料到一场悲剧的来临。

志愿者们一直很担心孩子们在这个民工社区周边乱窜的安全，因为它位于两条主干道交叉的一个角落，如果出了社区，就必须穿越马路，而路上车辆很多。但除了强调过马路要小心，我们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法预防年龄小的孩子们不乱跑。何况志愿者们一般都在四点到六点之后辅导功课，此后也都离开了。

那一年夏天，我有两个月去北京调研。一天突然接到一位志愿者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两个社区的男孩子出了车祸，一个死亡，一个重伤。重伤的是小杰，他亲眼看到小强被卷入一辆货车的车轮底下。朋友说，小杰在医院一直问到你来不来看他，很想见你。

放下电话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那孩子一张苍白但俊美的面孔，他高兴地吃狮子头的样子，都浮现在我眼前。

小杰手臂骨折，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之后，花费很大。虽然志愿者们都捐款，但全家人这几年的积蓄都用完了。这场车祸改变了他们一家的轨迹。为了轮替着照顾住院的儿子，只能关闭了珍珠奶茶店。

志愿者们都尽力帮助者两个家庭，甚至包括用法律手段争取一些赔偿。案子最后判定是司机的过错，在傍晚闯红灯，所以最终两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些赔偿。据说小强葬礼的时候，他妈妈也回来了。社区其他家庭也都讨论应该怎样保护孩子们在附近玩耍的安全，但仍没有太多可行的办法，毕竟每一家都为生机忙碌。

太阳花社区也在2010年被强拆了。小杰今年应该20岁了，他也许已经开始恋爱了。那些年，那些鲜活的生命，在巷子里快乐的笑声，太多不为人知的艰难故事，都已经像那个社区一样，消散不见了。

这些在民工社区中的孩子们，绝大多数却无法逃离自己的命运之圈，他们如同没有根的浮萍，也不像他们的父辈对于生活能够默默地忍受。一方面他们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享受或知道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生活的便利；一方面，他们因为出生所遭受到上学和就业上的歧视，也许给他们的一生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负面的影响。浮华的城市对他们来说熟悉又陌生。他们仿佛站在流沙之中，拼命挣扎却还是被淹没了。

研究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学者埃尔德（Elger）指出，人个体的生命经历、发展和衰老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人口和文化所构成的历史处境之中，每一代人从童年开始到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彼此相关，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运行机制。

这些孩子们可能很少意识到，他们所处在一个人类社会最大的人口流动和剧变的时代中。他们父辈曾经依靠和得到心理支持的东西，如乡土、关系，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变得陌生甚至无法理解。当他们渴望身份的改变却无能为力时，在流水线上当梦想被碾碎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流沙上再次营造出自我的乌托邦，或者是在传销中，或者是在玲琅满目的橱窗中，或者是在《王者荣耀》中。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像流沙一样呢。对每个人来说，未来都包含着令人惧怕和迫切期待的东西。同时，每个人的尊严和对幸福的追求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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