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出现了问题；过去20年里，IPO数量暴跌了45%。这也是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签署《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简称JOBS）的一个原因——该法案允许价值不足10亿美元的拟上市公司延长其财务数据的保密时间。

特朗普(Trump)政府最近进一步放松了标准，把所有规模的公司都包括进来，想法是为繁琐的财务报告标准减负能鼓励更多的企业上市。

美国证交会(SEC)主席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认为这是散户的重大胜利。他说，越来越多的公司回避在美国上市，让大多数散户投资者无法受益于它们的发展。

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不仅是从财富分享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还因为上市公司创造就业的速度要超过那些未上市公司。

然而，通过放松标准来增加拟上市公司数量的逻辑是错误的。的确，上市公司的监管负担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安然(Enron)等丑闻和金融危机之后会计报告要求提升所致。

但总的来说，公司逃避上市，问题并不出在IPO期间，而出在IPO之前与之后。私人融资来源增加，专利执法力度减弱，短期业绩压力上升，以及捉襟见肘、抑制冒险的社保体系，都降低了企业上市的意愿。

正如华盛顿风险资本集团Revolution首席执行官、美国在线(AOL)创始人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最近指出的那样，“公司过去上市真的是为了筹集运营资本”。

如今，对投资者来说，IPO的目标往往是获得尽可能高的估值“退出”。从对冲基金到私人股本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许多私人资金来源都渴望从热门行业中分得一杯羹。Facebook在上市前的7年里从私人股本资金那里筹得了22亿美元。

优步(Uber)经历了5轮融资，此外还得益于低利率，通过债务融资逾30亿美元。

这意味着，即便IPO数量减少了，上市公司的平均体量却大幅增加。结果是让更多的钱保留在私人手中：即便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也知道，它们在一个受限制的市场中可能拿不到热门IPO公司的所有股份，因此它们提早买入，在公司上市前收购股份。由此造成了一种“赢家通吃”的局面：少数几家机构投资者早早获得热门上市公司的股份，而需要上市融资的此类公司越来越少。

IPO数量大幅下降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过去10年专利保护力度减弱，这让初创企业更难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而获得投资。

公共支出不断下降和社保体系日显陈腐等宏观问题也是原因之一。例如，缺少全民医保制度让美国人更难离职创业。哈佛大学(Harvard)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有1100万人由于依赖雇主缴纳医保而卡在现有工作里。

学生债务增长——部分归因于政府削减了对大学开销的资助——阻止了未来的创业家。会计公司安永(EY)的美国增长市场主管大卫?乔利(David Jolley)表示：“背负着（1.4万亿美元的）学生债务负担，许多千禧一代人觉得没有勇气冒险创业。”

那么应该怎么办？应该从抵制短期市场压力做起，而不是债务豁免或者医疗改革。例如，就像1982年以前那样，让股份回购不合法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限制以期权形式获得的绩效薪酬额也是正确之举。这些做法让企业高管更有动力考虑短期而非长期利益。

杰米?戴蒙(Jamie Dimon)、拉里?芬克(Larry Fink)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们公开表示有必要改变企业治理标准，从而让董事会少去在意那些只需“打勾”的法律要求，而更多地关注管理、战略和风险评估。这可能需要对民事侵权法进行重大改革。董事会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关注此类事情，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企业诉讼非常多。

还有一种更容易获得成功的做法，即聚焦于美国需要融资的企业种类。其中大多数公司不会去上市，而是通过创始人的个人信用卡和社区银行贷款来实现收支平衡，后者不公平地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限制。社区银行仅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3%，但贡献了所有小企业融资的43%。

如果特朗普政府希望解除监管，那么最好不要让公开市场变得更加不透明，而是首先要帮助改善那些鼓励初创企业进入市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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