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衡量，人类社会可能正处于又一次由于科技进步而取得生产力或生产组织方式重大突破的前夜，然而从全球政经关系角度看，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重塑定格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会否同样面临着重大转折的命运，无疑是以历史角度审视当前国际关系下的有趣命题。

二战战胜国通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谈判，缔结了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雏形，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命运多舛，当前的国际政经秩序先后经历了由美苏牵头两大阵营分庭抗礼，到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重大转变过程，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和外交关系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末正式包装进了“华盛顿共识”。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指出，“华盛顿共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白宫，都会刻意维护烙有美国印记的国际秩序，直至非传统政客、商人总统特朗普进驻白宫，美国清教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回归才真正从社会的边缘逐渐登上主场，美国民众对当前国际秩序是否为其所需、是否符合美国立国精神的初心等的反思，才与日剧增。

人们习惯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惯性思维来审视国际秩序的分与合，并用“失序”来警示秩序破坏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代价。在社会化大生产堆积出如此巨大物质财富、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维持其运作的今天，人类社会重蹈历史上多次“热战”和“冷战”交叠上演的路径，或许并不如维持虽在实体正义层面无法穷尽公平内涵、却在程序正义层面相对公开和透明的国际政经场景。换言之，即使组织系统庞杂、运作成本很高的国际体系，也是有助于纾缓人们对不确定自然世界恐惧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为经济社会构建起相对确定的秩序，以应对物理世界的不确定和未知风险。秩序是人们适应和改造世界不确定性的认知框架，制度和秩序沉淀的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存量知识。

然而，制度和秩序同样是耗时费力的奢侈品和易碎品。借助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视角，如果将制度和秩序看作是经济社会高能状态的组织架构，而无序是趋于离散的低能状态的话，那么国际经济关系或许更容易呈现熵增定律所描述的特征，甚至并不需要全球海啸式的变革洗礼，而仅仅是蝴蝶效应般的初始动能，就足以将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的确定性推向深渊。

目前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政府，虽然在国际层面并未曾面临诸如北约东扩受抑、乌克兰冲突亲美势力受挫等问题，但其内政措施延伸至对外关系上的孤立主义色彩明显上升，尤其是其对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反思甚至调整，要求传统欧洲盟友、亚洲盟友更多地分担国际公共服务的成本。这反映出，随着更多非传统盟友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维系这一体系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美国已不能一如既往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服务。为此，要求调整、改变甚至重组当前国际秩序，愈发成为美国外交中的现实要求。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传统发达经济强国的实力，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秩序的输出能力，尤其是当边际输出成本持续弱于边际收益，输出意愿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冷战”后更多国家加入现有国际体系，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新力量，现有国际秩序的维系成本被极大提高。对美国等国家而言，要维系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再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反而愈发变成了削弱自身实力的拖累。高昂的国际秩序维系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等从“理想之国度”推向了“现实之国度”。

第二，多元文化及相关意识增加了国际组织的协同难度，降低了国际秩序的执行效率。当前国际秩序总体上是以非强制性软约束为基础，国际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治权，一直以来与各国的主权存在着间隙，随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的加入，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冲突，进一步降低了国际组织的运行效率和治权效力。

例如，历史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行为，使其对后者背负着一定的历史责任。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处境与曾经的被殖民、被掠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确定不同国家在国际秩序承担的责任时，一般都倾向于执行共同而有区别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在基于合作博弈的国际多边关系中，上演的往往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实力的强势方在合作博弈中选择的是让步，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博弈中选择菜单不足，只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空间，导致国际秩序主导者成为责任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具有某种日益突出的公地悲剧效应和格雷欣效应，具有占优地位的发达国家一旦发现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且多元文化尤其是种族、宗教方面的冲突已经成为横亘在国际关系上的硬伤），并严重威胁自身利益甚至人身安全时，就更倾向于打破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国际秩序体系。这方面，在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希腊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背景下，英国脱欧，部分北欧高福利国家萌生退意，某种程度上就与欧盟对南欧国家承担的过重责任有关。

第三，当前正在方兴未艾的技术变革，正在重新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定义，并极大地降低了P2P的双边交易成本，如P2P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等，为新兴双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和知识储备。现行的国际关系和秩序发挥效应的一大技术特征是，多边关系和多边协议的边际成本低于双边关系和协议的边际成本，一国与所有国家的双边谈判耗时费力，而将大家拉到一起来，纵然会有一些国家会搭便车，但多边合作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多边合作的收益外溢性引发的搭便车行为，不会冲淡多边合作的正外部性。

然而，随着P2P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等的快速发展，双边交易的信息匹配等方面的成本极大降低，双边关系的谈判定价具有了更先进的、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加之双边关系和协议的强约束性，权责的清晰性和收益的对等性，使得许多国家参与双边关系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于在多边组织中所能获得的边际收益。因此，自“多哈会谈”陷入僵局之后，以FTA、BIT为主的双边协议，就越来越成为了各国拓展国际关系的重点，同时这种P2P式的双边关系，愈发具有显著的低成本重组、重塑性，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

总之，当前国际合作框架协议，更多地是在时势所迫下的一种理想主义。国际合作组织并没有经过双边的、点对点式锤炼，国际合作是基于政治家的理想，而非真正以信任共识机制为基石，谈判成本高，协同效率低，更多是基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服务秩序而维系的。

而未来的国际公共秩序和合作框架，将是基于双边的强约束和对称性架构的新秩序，多边主义开始淡化，务实、实效和对等势将成为趋势。国际秩序的这一转型过程遵循着熵增定律，即国际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失序，在增加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熵值增加预示着个体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创新和重组具有了广泛的空间。正所谓“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是时候拥抱更多元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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