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谁赢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还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领导人和美国基金经理之间的那番唇枪舌战，象征着那个时期的风暴。它也促使人们关注一个长期问题：新兴经济体应该对数万亿美元的全球投机资本保持多大程度的开放？

马哈蒂尔放了第一枪，他称索罗斯是“拥有很多钱的……白痴”，指责他把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当作目标，从投机行为中获取“不必要、非劳动所得和不道德”的收益。他还感到了黑暗动机，称这是那些“不乐见穆斯林进步”的人策划的犹太人阴谋。

犹太人索罗斯反唇相讥，称马哈蒂尔“对他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如果“他的想法受到独立媒体纪律的约束”，他就无法侥幸为自己的失败找到替罪羊。

抛开这场互怼不谈，谁占上风的问题应该分开来看。短期来看，身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的索罗斯，无疑通过做空亚洲货币而获得了巨额收益。

同样，该地区明显遭受了重创。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货币汇率暴跌；企业外债一笔接着一笔违约；数百万人失业；数千人自杀；多个政府下台。

印尼是受创最严重的国家，一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13.1%，而其货币印尼盾兑美元汇率一度暴跌83%。随着该国政治强人苏哈托总统(President Suharto)于1998年5月辞职，由投机者数万亿美元支撑的开放市场信条似乎变成了不可抗拒的惩罚力量。

但在中间的几年里，深刻的心理创伤促成了自我强化行为。亚洲在危机后变得更明智，更具有恢复力。还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马哈蒂尔的告诫——控制投资者资本的流动——如今比索罗斯的开放市场信条更胜一筹，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崛起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赢了’，因为它们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危机中学到的教训主要是自保，使自己免受易波动的资本流动的损害，”花旗新兴市场主管戴维?卢宾(David Lubin)表示。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迫使东南亚国家积累外汇储备来阻击投机性攻击。这也促使他们更依赖于自己的财富，减少对外币借贷的依赖——在危机致使他们的本币相对于他们的美元债务贬值时，这种依赖让他们不堪一击。

在2008/09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些防波堤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该地区确实逃过了一劫……主要是因为它们部署的防御措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的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表示。

不过，亚洲金融风暴最坚持不懈的学生不是任何一个直接受害者。中国惊恐地目睹了该地区货币暴跌，但确保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坚挺，中国帮助阻止金融市场动荡的举动赢得了华盛顿的赞誉。

在那场危机前，北京方面曾考虑在千禧年前后让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实际上是中国向国际资本流动敞开大门。但亚洲金融危机播下了中国厌恶西方资本破坏力的种子。

20年后，北京方面仍然严格管控着资本账户和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只是逐渐地进行——天达资产管理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的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称之为“七重纱之舞”。其中一个目的是确保外国资本只能在国内金融市场发挥微弱力量。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这类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意味着世界第二大股市和第三大债市基本上与全球资本流动隔绝。即便上个月MSCI明晟作出把中国部分股票纳入关键指数的里程碑式决定，被纳入的股票也只占据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很小比重。

以这种方式，中国正严格按照自己的条件接纳国际资本，使后来的“索罗斯们”无能为力。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幻象，资本被捆绑和约束，无法惩罚违反它那些激发活力的演算法则的人。马哈蒂尔的胜利可能是第三手的，但亚洲已经开始思考那场争论中他那一面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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