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lvin Lee本应是香港与中国内地融合的代表。他1990年出生，香港人，他的父亲给他起的中文名字蕴涵“希望”之意，这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将改善香港与内地双方的生活。

Kelvin Lee怀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热爱长大，他曾为诸多在香港发展的中国内地公司之一担任保险经纪人。但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自由以及生活方式的不断压制，让他从一位不问政治的金融工作者变为活动人士。

“我仍然认为，中国文化非常美，但我们是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最近辞掉保险工作、担任社区组织者的Kelvin Lee表示，“人们想要独立，这样他们将来就不必再害怕中国政府的影响。”

就像其他数万香港人一样，对他而言转变发生在2014年9月28日。当时香港警方朝着在“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民主抗议活动开始时聚集在一起的数千名学生和其他示威者施放催泪瓦斯。

“那一天对我来说确实不同寻常，”他说道，“我看到催泪瓦斯在我面前爆炸超过20次，我看到人们是那么的恐惧。”

“占领中环”运动未能完成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完全民主的使命，这场运动还被称为“雨伞革命”，当时人们撑起雨伞阻挡警方的胡椒喷雾。但这场运动增强了香港另一种身份认同的意识，并让很多香港年轻人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产生抵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抵达香港，让长达数月、耗资8200万美元的香港回归2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进入最高潮。尽管官方纪念活动的口号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但很多香港年轻人感觉香港更大的特点是分化、停滞和危机。

让中国政府感到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香港分离主义。中国政府已呼吁香港政府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并威胁将进一步限制香港的自由。

“中国政府正对香港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我感到绝望，”20岁的学生周庭(Agnes Chow)表示，“但我们传达给习近平的信息很简单：我们不会放弃对民主和基本尊严的争取，即便在中国政府正试图压制我们的运动之际。”周庭与“占领中环”的其他活动者成立了政党，并在去年9月帮助她的朋友罗冠聪(Nathan Law)当选并不充分民主的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香港正受分化之苦，香港与内地的人们都认为，实行半自治的香港陷入了困境。

“如果我们的社会继续出现严重分化，我们甚至无法在经济和生计问题上取得进步，”支持中央政府的政治人士周浩鼎(Holden Chow)表示，“这就是令人遗憾的现实。”他回忆起当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从英国精英寄宿学校阿宾汉姆学校(Uppingham)回到香港，观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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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面临一连串棘手而错综复杂的问题。居高不下的房价使得很多香港人在这个拥有740万人口的城市里甚至连一套小公寓都负担不起，这一问题因内地热钱涌入而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一小群人脉深厚的企业大亨对香港的强大控制，扼杀了普通人的发展机会，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由于就香港与中央政府关系产生的激烈政治分歧，香港政府无力解决此类社会经济挑战。

北京方面加强了干预，这违背了它对香港小宪法——被称为《基本法》(Basic Law)——的承诺。中国有关部门是2015年5名出售批评内地政府书籍的书商、以及今年一名具有影响力的亿万富翁失联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这造成了香港目前恐惧和自我审查的气氛。中国官员对香港本地政治也加大了干预力度。

不断加深的冲突，对香港作为开放、繁荣的全球化城市的地位不是好兆头。这也不利于北京方面向完全自治的台湾证明“一国两制”是海峡两岸可以参照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香港和台湾回归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

“人们应该把香港看作测试案例，以此考虑你能否信任中国，”主持香港移交事宜的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Lord Patten)表示，“很明显中国开始越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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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轻人日益加深的挫败感通常是由高企的生活成本以及北京方面愈演愈烈的压制造成的。但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发挥作用：身份认同。

刘鸣炜现年36岁，是香港房地产大亨刘銮雄之子，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是建制派中少有的愿意以批判的态度讨论中国政府在香港努力赢得人心的成员之一。他称，那些在香港回归后成年的年轻人在“身份认同真空”中长大，对香港的殖民遗产和中国内地都没有什么情感羁绊。

中国内地官员以及香港官员很晚才开始尝试宣传“一国”高于“两制”的观念，但他们的粗暴方式产生了反效果。

2012年，他们计划开设“德育和国民教育”的必修课程，教导香港人中共的统治是“进步和无私的”并且“优于”西方民主制度。

该提案被嘲笑为洗脑计划，引发了被称为“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运动，唤醒了周庭及其友人（也是日后“占中”的领袖人物）黄之锋(Joshua Wong)等香港年轻人，使他们放下了电脑游戏和日本漫画，拿起了扩音器和抗议旗帜。

“我们的年轻人不傻，”刘鸣炜称，“我们，香港普通民众，得到的信息在频率和渠道上更贴近西式，而非中式。所以当你用中国频率传播信息时，我们不太能接收到。”

处在香港政治频谱上各个频段的香港年轻人均表示，诸如尊重自由和民主等“核心价值观”使得他们有别于生活在深圳河对岸的14亿内地人。

但很多人发现，除了不是内地人之外，很难定义身为香港人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张香港身份证，但真的很难解释这真正意味着什么，”23岁的社会学学生Jodi Lam说：“我们珍视诚信、平等、民主和自由，这一切都是内地没有的。”

她说当她上小学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是“有一张香港护照的中国人”。但现在，就像其他许多年轻人那样，她身为中国人的感觉变弱了。

根据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的一项调查，18岁到29岁的人群中，将自己的身份描述为“广义”中国人的比例，从香港刚刚回归后的32%下降到今年的仅3%。同期，同一个年龄组中，将自己的身份描述为“广义香港人”的比例从68%跃升至94%。

尽管一些人表示，他们只是想维护香港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呼吁对香港的未来进行全民公投，甚至要求完全独立。

30岁的梁颂恒(Baggio Leung)走在这个运动的前列。“如果我们的政府不是由人民选出，不保护人民，他们的合法性何在？”他说。

就像Kelvin Lee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梁颂恒是受到“占中”运动的激发而采取行动的，他辞去了自己数字营销的优渥工作，竞选——并在去年9月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他是呼吁独立或自决后当选的6名40岁以下议员之一，独立和自决的观点赢得了大约20%的选民的支持，使北京方面感到震惊。

但梁颂恒的正式政治生涯很短暂。香港高等法院取消了他和他所在的青年新政(Youngspiration)中的另一名成员的立法会议员资格，理由是他们侮辱中国和在宣誓仪式上举起标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在香港高等法院做出这一裁决一周前，中国全国人大——香港事务最终是人大说了算——发布司法解释，称任何宣扬港独的人都不能担任公职。

现在，香港政府正试图以类似的理由，取消另外4名立法会议员的议员资格，包括周庭的友人，23岁的罗冠聪，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

在习近平抵港之前，周三晚上，黄之锋、罗冠聪和周庭等一小群活动人士在举行抗议活动时被逮捕。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方志恒(Brian Fong)认为，北京方面对香港施加更强大影响的努力仍然只起到反效果。他比较了当前情况和加泰罗尼亚的情况，西班牙政府对加泰罗尼亚地方自治的强硬路线促使“外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这对北京方面的中央集权起到了反作用，”他说。他援引了香港大学最近的一次调查，调查发现60%的香港人感到他们的自治正遭受中国政府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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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的侵犯一方面威胁了正在出现的香港身份认同，一方面又加强了这种身份认同。这让温和派和支持统一的人对未来十分担心。

34岁的企业高管Gary Wong曾试图说服激进分子和政府的支持者，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政治中间地带——不过他并未成功。

他说，香港的运转失灵正在破坏香港的经济前景。他部分最有才华的朋友已考虑移民，而许多年轻的香港人则拒绝了中国内地提供的机遇。不过，在去年9月的选举中，他所在的持温和立场的民主思路党(Path of Democracy Party)表现很差。

“我很担心新一代人。”他说。“去中国内地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发见识到内地技术和人力资本素质的快速提高。我认为我们正被甩在后面。”

周六将在习近平面前宣誓成为香港下一任行政长官的职业公务员林郑月娥(Carrie Lam)，已承诺要解决年轻人的疏离感。她的政策包括推进“爱国”教育，并让香港进一步融入毗邻的广东省的繁荣经济，以创造就业机会。

不过，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29岁的律师范凯杰(Alex Fan)警告称，只有香港年轻人接受这些理念，它们才会取得成功。

范凯杰称自己首先是一名骄傲的中国人，其次是一名香港人。他强调，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间如果没有“互信”，一国两制就不会成功。

对忠于习近平和中共的人来说，香港回归象征着纠正了中国曾遭遇的许多错误行径中的一个：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利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然而，对追回过往的过度执着，令他们可能会失去香港年轻人的支持，这些年轻人对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十分担心。

21岁的新闻学学生Dawn Leung表示：“中国就像刚刚团聚的生母。感情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Nicolle Liu补充报道

中国内地的影响力：中国发出信号警告香港自治面临风险

随着香港对中国统治的反对增强，北京方面一直在丧失耐心。多名官员威胁称，如果香港不顺从北京方面，他们将进一步限制香港的自治。

上个月，权力仅次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排名第三的最高领导人张德江警告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

在香港代表中国政府的高级法律官员王振民表示，“一国两制”是基于“善意”的“试验”，一旦失败，“国家损失的只是面子，但香港损失的是里子、是全部”。他还否认了北京方面干预香港的说法，称中央政府的举措是“大脑”控制自己“手脚”的自然举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香港的法学副教授田飞龙表示，“独立的风险正在增大，因为香港年轻一代并不认同中国身份”。不过他认为，推进独立为中央政府创造了“依法还击的正当性”。

田飞龙表示，北京方面不会允许香港成为“反华”基地，香港也需采取更多行动“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他警告称，香港的不满最终可能促使高官们讨论结束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即使这么做会导致香港进一步动荡。

他说：“内地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而香港在中国的地位没以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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