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他第一次流露出自己对当前局势的担忧，但达里奥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悲观。一个月前，他说，“我们担心，不论衰退何时到来、威力多大，届时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很有可能会比现在多得多”；一周前，达里奥放弃了言语间的细微斟酌，直接指出“我越是看到特朗普更多的是在迈向冲突而非合作，越是担心他这是在危害自己的总统之位，也坑害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这一次，达里奥直接指出上一次政治的东风压倒了经济的西风，是大萧条时代。他提到，民粹主义的兴起通常会带来一个强硬的当权者，推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政策，带来更多国内乃至国际的冲突，甚至让民主走向独裁，甚至战争。

 

不过，他也象征性地指出，“我并不是说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以下为达里奥在Linkedin上的博文，由华尔街见闻编译。

 

一般来说，政治和经济互相影响，而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要更大，而不是反过来——比如说，经济状况不佳通常会带来政治变化——而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政治会波及到经济和市场。然而有些时候政治成为了最重要的驱动力。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时候，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走向了极端，会选择为“大众”发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来对抗“精英”。这正是目前的状况，而上一次这种现象在全球出现是在1930年代。

 

正如我们此前在研究民粹主义时指出的，“大众”和“精英的冲突通常发生在：1）财富和机遇差距较大带来经济压力时；2）大众认为外国人在威胁国家的核心价值时；3）政府机能失调导致广泛的观点认为，需要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状况下，通常会推出一个强硬的、对抗性十足的当权者，来代表那些充斥着不满情绪的选民，其典型行为包括推动更多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政策，而这一般会带来更多国内乃至国际的冲突。有些情况下，这甚至会让民主走向独裁，甚至战争。

 

我不是说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我是说，我们需要当心，因为这一旦发生，会是一件影响非常大的事情。

 

而要当心这种状况的发生，在一个新的民粹政府的早期阶段，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冲突是否已经危及到了政府的有效性，以及经济。民主国家政府机能失调的可能是独特的，因为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正常情况下，这是政府系统强度的一部分）相对开放，再加上自由媒体（也是政府系统强度的一部分）可以以煽动情绪的方式运作，而非鼓励推动法律程序下的有序解决冲突。即使较好地遵从了后者，走法律程序也有可能会效率较低，拉长了冲突的时长，而非迅速解决之。这些都有可能加大情绪和反对意见的极化，因为压制反对派的目标，取代了共同努力来寻求对整个国家有利的妥协，这会导致延绵不绝的恶性循环。必须要小心这种情况，因为一旦发生，这会对经济、资本流动和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已经可以嗅到一丝迹象。

 

在我看来，冲突导致政府失调，再带来更大的冲突的趋势，正在美国和英国上演。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面，我们看到了美国（前FBI局长科米的听证会）和英国（没有多数党的悬浮议会，以及左派政党的威胁正在扩大）的进展。两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系统迄今都尚表现良好——尽管如此，目前的事态还是带来了风险，即政治冲突削减了政府的运作效率（尤其是在极具挑战的关头）。英国退出欧盟，需要重新定义其在全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而美国需要确定国内和国际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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