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拉克·奥巴马尚未离开白宫，许多人已经开始怀念他了。

 

这是一个理性、自信、风趣、而且身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却能安然度过8年而没有丝毫个人丑闻的男人理应得到的。考虑到美国接下来将被另一个言行乖张、举止粗鲁、丑闻缠身的男人所领导，人们的这种怀念就更具有现实意义。按照目前的趋势，我猜想未来我们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想念这位美国历史上的首任黑人总统。

 

很多人暂时还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迟早也会承认。唐纳德·特朗普的众多粉丝不容置疑地断定，奥巴马的两届总统任期造成了美国的衰落，他们中的深度阴谋论患者还经常怀疑奥巴马、希拉里以及民主党精英与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暗通款曲。

 

但这是极其不公平的。

 

纵观现代历史，一般而言每一位新任美国总统继承的都不太会是一片大好的形势，但奥巴马的处境更是独一无二。8年前的这个时候，他接手的是一个不能再烂的烂摊子——当时的美国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与此同时还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淖中。用奥巴马自己常说的话来形容，那时真是“一团乱麻”。

 

因此，如果美国确实在衰落，那也不是奥巴马的错。相反，尽管也有失误和迟疑，但总的来说，奥巴马做得相当不错。他迅速稳定了恐慌中的美国经济，至少没有让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为今日美国经济的稳步复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成功领导了一场民主党人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医疗改革，但这迅速将他自己推到日益两级化的美国社会的纷争焦点；他让疲惫不堪的美国从两场战争中脱身，还在自己第一个任期内就击毙了两届小布什政府倾全力搜捕而不得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

 

假如再考虑到国会共和党人几乎是在每一个议程上对他展开不遗余力的掣肘以便让他一败涂地的不利因素，奥巴马可以夸耀的功绩远比历史上许多白宫主人要多。

 

然而奥巴马的拥趸也不应该忘记，很少有哪位美国总统像奥巴马一样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甚至尚未入主白宫时）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政治资本——在国内，美国人民近乎狂热地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海外，整个世界都对他抱有强烈好感，挪威人甚至在他上任仅9个月之后就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他。直到他第二个任期过半以后的2015年5月，奥巴马首度在个人推特账号上发文，仅在5小时就迅速斩获了100万粉丝，而之前的这项吉尼斯纪录费时23个小时零22分钟。这显然说明，人们依然对他深怀期待。

 

奥巴马本来不是没有机会充分利用美国人民对他的授权和世界人民对他的善意施展更大抱负，强有力地推进更多议程，赢得更多无可争议的成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无奈地为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遗产辩护。

 

不管奥巴马和他的忠实粉丝觉得多么委屈，8年前美国选民把选票投给他，并不是要把一个令人同情的替罪羊送进白宫。他们期待并相信，奥巴马就是那个能够带领自己的国家摆脱困境，走向成功的强者——政治原本就是勇者和智者的游戏。但当8年后奥巴马即将离任时，美国虽然没有变得比8年前更糟，但经济复苏的脚步远远达不到大多数人的希望，而且不平衡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世界也没有比8年前更加和平和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将带着太多遗憾告别在白宫的8年总统生涯。在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将近6年后，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前秘书长基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当初这一极具争议的举动没有实现委员会的期望，“就连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也认为，这个奖是一个错误”。

 

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如今的美国社会比8年前更加两极化，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充满了对立和撕裂。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奥巴马竞选总统时高举的正是希望和变革的旗帜，他曾誓言要改变华盛顿恶劣的政治氛围，弥合美国社会的裂痕。

 

二

 

如今回头来看，奥巴马最重要的两项政治成就都是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留下的，但自那以后他便被缚住了手脚，鲜有建树。

 

首先，奥巴马政府采取果断而有效的行动，阻止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自由落体般的经济衰退。为此他出台了一系列重要财政措施，并为美联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些举措帮助金融业实现了超出预期的迅速复苏，还非常成功地拯救了美国历来引以为豪的汽车产业。

 

考虑到当时的危险状况，对比同期欧元区、日本等其他大多数经济体，美国经济在奥巴马任内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经济很快从衰退中恢复正增长；与此同时，失业率比预期更快且持续地下降，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超过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景气周期，美国家庭净资产也比危机前增长了50%。

 

不过在奥巴马的任期内，美国虽然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拉大，这使得美国变得比他上任前更加不平等。此外，青年人和女性的就业率并未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大幅放缓，令人对美国经济未来的潜力深感担忧。

 

客观地说，奥巴马政府挽救了美国经济，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但目前的复苏因为存在太多不平衡（有些甚至比危机前更甚），因而无法让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更加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复苏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未消除，罪魁祸首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警诫和约束……这令奥巴马难以化解美国选民的愤怒。

 

不过，奥巴马关心的远不只是经济复苏，他第一任期内的第二项成就是一举通过了被称为“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这是美国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长期梦想，他们自罗斯福总统时代就开始为建设一个福利国家儿奋斗，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几乎已经达成，但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奥巴马做到了，其目标是让美国更接近于实现全民医保，目前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实现这一目标。据估计，该法案的推行有望让2000万成人和300万儿童获得之前不享有的医疗保险。

 

然而，正是它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更大纷争和撕裂。对于“小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的美国社会来说，政府强制性的“劫富济贫”行为遭遇到了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更大的抵抗。一部分民意的激烈反弹直接导致了茶党人士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崛起以及共和党对众议院的重新控制，而法案在正式生效之初的一系列技术性失误又加大了人们对它的怀疑和不满。在随后的几年里，“奥巴马医改法案”在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中被不断地削弱和肢解，并预计将会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面临夭折的巨大危机。

 

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为了医疗保险改革押上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赌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巴马医改”将既是奥巴马最为人铭记的标志性成就，也是他最为人诟病的政治败笔。

 

奥巴马本来完全可以在执政初期将主要精力放在振兴美国经济、实现更为包容与可持续的增长上，待更多选民得到实惠、执政根基更加稳固后再去逐步推进民主党意识形态所鼓吹的那一系列关怀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平权议程——全民医保只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项，这些议程还包括同性恋者权利、少数族裔权益以及女性地位提升等等。

 

对一些人来说，奥巴马和民主党在专注于身份政治的议题上走得太远，已经挑战了美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认同；对更多人来说，他们太超前了，美国尚未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变革”。对此，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人们视角。但至少从当下的客观结果来看，正是这一系列“败笔”，让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任期届满后由美国首位女总统接任这一激动人心的“进步”梦想落了空。

 

三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相比国内问题，它的国际战略及其落实自然是外部世界更加关心的。

 

在奥巴马时代，恐怖主义以及与此高度关联的中东危机和俄罗斯同乌克兰的领土争端以及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是美国面临的两个最棘手的全球问题。

 

奥巴马从自己前任的失败中汲取的最大教训似乎是：美国应当慎用自己的“硬实力”，尤其要避免在海外动用鲁莽的军事手段。他的总体外交策略是，美国一般而言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在没有获得联合国许可时更是绝不该采取好战的单边行动。奥巴马喜欢援引艾森豪威尔的战争观，战争是人类“最可悲最愚蠢的胡闹”。这种哲学令他急于从战争中抽身，同时尽量避免卷入新的战争。他倾向于通过谈判、制裁等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处理国际争端，他认为美国的长期外交政策目标可以通过短期收缩来适当推进。

 

奥巴马在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指出，要彻底纠正小布什政府的错误做法，以“对我们的长期优先事项加以再平衡，这样我们可以成功摆脱今天的战争，并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更广泛的一系列国家和挑战当中”。

 

在外界催促之下，奥巴马采取了一些行动。他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ISIS发动空袭，动用更多无人机对也门的恐怖主义目标展开打击……但，不是派遣地面部队。终其8年执政，每当人们认为有新的重大军事干预需要时，奥巴马总是加以拒绝，或是仅批准最低限度的行动以实现有限的目标。

 

奥巴马的拥护者为此辩护说，这是他决心避免像前任那样一再“干蠢事”的明智之举。他们还不无道理地指出，正是小布什未经授权轻率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才为后来ISIS的崛起创造了政治真空地带。

 

事实上，奥巴马的理想是终结所有战争，“我最不需要的讨厌事情就是发起另一场战争”。在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奥巴马就投票反对出兵伊拉克，并在竞选中承诺从中东撤军。在他看来，许多地区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既非通过发动一场战争就能轻易解决，也非他自己有能力解决。奥巴马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在他看来，输掉战争对美国信誉的损害比逃避战争更大。

 

奥巴马任内的美国变得不再像之前那样好战，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世界的好感，也是他上任头几年在国内深孚民望的根源，美国人民也越来越不想卷入更多海外战事。

 

但在批评者看来，不作为的危险与动辄出手干预同样多。美国的确无法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解决所有问题，但这不能作为美国应当无所作为的依据。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如果美国都选择逃避，那么其他国家就更加无能为力，这尤其会动摇美国盟友的信心。

 

在2013年8月，当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越过“红线”使用化学武器后，奥巴马做出了不轰炸叙利亚的决定；不到一年后，当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奥巴马也仅仅是加大了对普京政府的谴责和制裁……这遭致了西方许多人的强烈批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奥巴马的所有底线都是有商量余地的。

 

奥巴马的“最小限度干预”策略或许能够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起到一些效果，但它仅仅是技术性的零打碎敲，没有提供任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的战略，哪怕这种战略不是一届美国总统任期内能够实现的。这种外交政策的客观后果便是新的危机不断产生，而美国的制裁和谈判也不断升级。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奥巴马显得相当被动。

 

那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者将这看成是奥巴马的幼稚、懦弱、甚至是对美国的自我憎恶。它削弱了美国的盟友，壮大了美国的敌人。

 

软实力与硬实力从来就是分不开的，在国际上阐发美国价值观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其次还要在关键时刻通过使用硬实力来展示坚定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的盟友产生信心，并投身到共同的使命中来。

 

奥巴马的政敌讽刺他在世界各地到处“撤退”和“道歉”，应当为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衰落负责。但他自己以及他的辩护者则认为，这是在试图从其前任的不恰当的冒失扩张中挽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两种看法或许都有一定道理，它们代表了奥巴马这个保守、谨慎的自由主义者的两个不同面相。奥巴马关注更多的是美国不应做什么，而不是美国应该做什么，这表明了他的局限性。

 

作为一位世界领袖，奥巴马经常会展现出超越一事一地的更为宏大的全局观。例如他曾说“每年在浴缸中溺亡的人数要比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更多”，他还曾反问“我们该如何衡量叙利亚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与刚果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孰轻孰重？”……

 

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够带来更多福祉的事业上去，这种出发点当然是对的，然而它同样需要高超的执行力。的确，在奥巴马任内，本·拉登被击毙了，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势力却更加强大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他任内，全世界死于战争和恐怖暴力的人比布什任期内更多，而死于疾病、饥饿和各种偶然不幸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四

 

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美国政治正处于一个高度两极化而又无比活跃的独特历史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达到了二战以后的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涨水平。

 

这种情绪的持续发酵，并在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下，严重毒化了美国的政治空气和公共话语（类似的问题，欧洲比美国更为严重）。正是因为这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争斗，政治艺术所必须的妥协空间变得日益逼仄。

 

在美国历史上，也许还没有哪位总统受到的嘲讽、挖苦和羞辱能与奥巴马受到的粗暴的持续攻击相提并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还与奥巴马是非洲裔美国人有关。从就职第一天开始——实际上甚至在就职之前——奥巴马就受到了反对派史无前例且充满敌意的对待。他曾被指责是一名在肯尼亚出生的“秘密穆斯林”、与穆斯林兄弟会串通一气、戴着一枚刻有《古兰经》秘密语句的戒指、曾是美国黑豹党成员、拒绝诵读对美国的效忠誓词、想要没收全部枪支、说过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撒谎、伪造本·拉丹之死、用贩毒资金为自己竞选活动提供支持等等……

 

在这种两极化的政治生态中，奥巴马的抱负在各条战线上遭遇了其政敌的狂热阻挠。

 

实际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后，奥巴马的“希望与变革”之旅就已经提前画上了句话。而在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进一步掌控了参议院，并赢得了众议院历史上对民主党的最大优势，使奥巴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跛足鸭”，之后他想要通过任何法案都已基本不可能。那次中期选举被普遍认为是对奥巴马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表明他正成为民主党的一笔“负资产”，虽然奥巴马本人私下里一再抱怨民主党的那次大败不是他的责任。他也努力地试图与改选后的国会取得更多合作，但一切都收效甚微，甚至他自己政党中的许多议员都为了各自今后的选举需要而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2013年10月那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停摆10多天的“债务上限”的斗争，更是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国会两党为了各自政治利益而枉顾国家利益的高度不负责任。

 

人们常说，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这话只说对了事实的一半，另一半是：美国总统也是受困于一套政治体制约束的“囚徒”。这套政治体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遵循法治，避免国家陷于专制独裁，但它也有失灵的时候。

 

事实证明，奥巴马自身也是政治分裂和意识形态两极化时代的产物，而非它的解毒剂。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领导美国弥合巨大的分歧，他甚至也没有能够领导好自己的政党。

 

在第二个任期的后半段，由于不再有选战的后顾之忧，奥巴马希望一改以往的“老好人”形象，摆出更为强硬的姿态，试图绕过立法机关、运用行政权力达成一些在自己看来能够留下政治遗产的重要议题。

 

他的政府允许数百万非法移民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与10多个国家签署了推进经贸一体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缓和了与长期敌人古巴和伊朗的关系，成功推动美古恢复外交关系，签订与伊朗的核协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

 

然而，随着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共和党全面掌控参众两院（此外，三分之二的美国州议会和州长职位由共和党控制），奥巴马的上述所有政治遗产，连同以他名字命名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都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巨大危险。

 

我们现在还很难断言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但回顾历史，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确定的。在奥巴马执政的8年内，美国并没有衰落。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也并非注定会衰落。

 

当今的美国即便不比过去更加富裕，更加强大和更加安全，也不会比过去更加贫穷、虚弱和危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它还拥有令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艳羡的全球贮备货币、创新活力、以及良好的人口结构。

 

美国或许只是在经历一段短暂的调整期，而且，眼下到处充斥于耳的“美国衰落论”的哀叹，很可能更多只是一个具有强大自省能力的社会的某种夸大其词。实际上，类似的恐惧、悲观和抱怨在短暂的美国历史上曾一再重复出现。

 

未来依然取决于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决心，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话来说，美国有多大雄心，就可以有多伟大。

 

但在当下，我们或许的确应该铭记即将离去的奥巴马的忠告——

 

2016年9月，在纽约发表自己的最后一次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奥巴马勾勒了世界各国竭力与经济不平等、教派冲突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抗的图景。“我们不能对这些景象视而不见……它们非常突出。它们反映出有太多人民心怀不满。”

 

他认为，驱除这种全球性不安的办法不是退回到旧有的分裂中去。答案不是简单地拒绝全球一体化，我们应该携手并进，确保全球一体化的利益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分享，“一个被围墙环绕的国家，只会让自己受到禁锢”。

 

在那次联大发言中，奥巴马提出了四个核心问题：如何确保人人机会均等、如何利用技术变革、如何保障美国的安全，以及如何修复美国支离破碎的政治体系。他认为这些问题左右着美国未来。

 

而在不久前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再次敦促美国人“小心谨慎地守护”民主，找回他们作为公民的共同目标。这番话被认为是在距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仅剩10天之际就未来可能进一步恶化的腐蚀性的政治对话、经济不平等和种族关系撕裂构成的威胁发出警告。

 

五

 

在1月10日的告别演说的结尾，巴拉克·奥巴马时隔8年再次喊出了那句曾经响彻云霄的口号：“是的，我们行！是的，我们做到了！”

 

这是一个令人恍如隔世的伤怀瞬间。

 

但理性的人们仍然要追问：奥巴马究竟做到了没有？在美国政治的这个黑暗时刻，这位曾经渴望成为“自由派里根”的男人究竟留下了一份怎样的政治遗产？

 

实际上，早在10年前尚未参选总统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政治遗产了。奥巴马曾对一位顾问说：“我对总统任期之类的态度是，你不想仅仅当个总统……你想改变这个国家。你想做出独特的贡献。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据这位顾问回忆，奥巴马当时描述了他访问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漫步挂着美国历任总统画像的长走廊时的感受。“你走过这些画像，心里会想，这些家伙是谁？在我国历史上的40多位总统中，也许有10位你真正可以说领导了这个国家？另外30位总统只能说是尽了力。所以，我想我要说的关键是，仅仅当个总统并不是思考这一点的好方法。”

 

未来人们会以各种截然不同方式来刻画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任黑人总统，但有一点或许很难否认，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美国总统。

 

“我是个书呆子，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歉意。”这是奥巴马喜欢说的话。

 

政治须臾不能离开理想，但若真的想要改变国家，政治家最重要的能力是要能够让时代问题和民意产生共振。书呆子是远远不够的，把演讲当成执政更是危险的。

 

奥巴马曾经提到将里根同克林顿进行对比的问题，“里根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在根本上不同的道路，因为那时国家准备好了这么做。”他说得很对，但他自己没有做到。

 

奥巴马曾经寄托了许多人的热切期待，不能说他辜负了他们，但他没有能够让他们满意。

 

但奥巴马的始终如一的正直、理性和雄辩仍然是这个黑暗时刻值得珍视的一笔宝贵政治遗产。即便面对再多的责难，他也从未流露出怨恨，他坚持冷静说理、尊重那些不尊重他的政治对手，有条不紊地寻找与他们的共同点……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或许是最后一位值得世人尊重的老派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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